文 ｜《中国科学报》记者 冯丽妃

今年3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朗加·迪亚斯（Ranga Dias）团队一篇前沿性的论文——室温超导研究，前脚在《自然》杂志发表，后脚就引起一片质疑声。

这与迪亚斯团队的“黑历史”不无关系。该团队2020年10月发表于《自然》的一项研究声称创造出15℃的室温超导材料，随后该文在2022年被撤稿。《自然》编辑认为其数据处理中存在违规行为。

作为一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学术出版“老店”，《自然》为何会选择继续发表存在争议的作者的论文？对于存在撤稿论文的作者，《自然》及子刊在继续发表其论文时有何原则？近日，《中国科学报》专访了《自然》杂志出版方——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科研诚信总监Chris Graf。

Chris Graf 受访者供图

“我们评估的不是作者，而是其研究本身”

《中国科学报》：对于迪亚斯这样存在数据违规曾被撤稿的争议性作者，《自然》为何会选择继续发表其论文？

Graf：施普林格·自然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我们仅凭每篇研究本身的价值来对它进行评判，作者之前的历史不应该影响对一项新研究的评估。简言之，我们评估的不是作者，而是其研究工作。这意味着我们不会真正关注作者是谁或者在哪里工作，这有助于尽可能的包容。

《中国科学报》：对于撤稿作者，《自然》及子刊是否会有“黑名单”呢？

Graf：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会再出版与一些身份相关的研究，比如论文工厂的情形。当我们发现一个身份与试图系统性地操纵出版流程的论文工厂有关，我们绝对会将其放到一个列表中，并确保它不会成为作者、同行评审人或与出版相关的任何角色。

《中国科学报》：今年3月，《中国科学报》曾做过一次统计，《自然》杂志150年间撤稿86篇。你如何看待这个数字？

Graf：抛开86这个数字，从整个学术出版业来看，随着科学活动的增多，撤稿也会增多。我个人的观点是，撤稿是一件好事，因为期刊或个人意识到已发表的结果不可靠。

首先，科学研究总有一些风险，实验结果往往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即使科学是完美的，也存在不确定性。但科学往往并不完美，而是一场混乱的游戏（a messy game）。在极端的情况下，通过撤稿来解决其中混乱的部分，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其次，前沿研究通常处于我们所理解的最边界，也许一个结果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但明天人们就会意识到它不太正确。我们必须接受这种不确定性，接着进行科学对话，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科学）发展，这是一个工作过程。对前沿研究要更加谨慎，我相信高影响力期刊的编辑们都会持类似看法。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理解期刊或出版机构在科研诚信中的角色？

Graf：期刊或出版机构没有调查不当行为的责任。我们的主要责任是发表科学记录，我们希望确保这些内容尽可能地可靠。尽管我们有时会发表涉及不当行为的撤稿声明，但这不是惩罚，不是制裁，而是对已出版科学记录的修正。

高校和其他机构则应该对其雇佣的人的行为负责，调查不当行为发生的原因。当然，期刊始终会与作者及其所在机构合作，比如调查数据是否可以被纠正，并尽可能对记录进行最好的修正。如果问题数据完全无法纠正，则会被撤稿。

期刊是科研诚信的“守门员”或“监护者”，我们尽最大努力确保出版的内容是可靠的，我们通过专业的编辑和同行评审人以及严谨的流程、对技术的投入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流程，尽管它并不完美，就像科学不完美或现实生活不完美一样。我们对质量的把关不会在出版完成后而终止，如果读者或作者发现问题，我们会以最好的方式加以更正。

“我们没有绿色通道”

《中国科学报》：面对一些热门论文时，《自然》是否会为了快速发出而开辟绿色通道，加快甚至简化流程？

Graf：不，我们没有绿色通道。

《中国科学报》：那么，为什么审稿时间会有很大不同呢？

Graf：这属于人类行为范畴吧。如果接收到的是一篇真正重要和有趣的论文，那么同行评审者就会优先考虑快速评审。就像新冠大流行开始时那样迫切需要关注的研究。当然，期刊编辑总会要求同行评审专家加快评审，但他们是否有动力这么去做是另一个问题，而我们只能在同行评审后才会发表。

同行评审的一个好处是让科学界参与进来，出版同行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自我管理和调节的系统，它很好，但并不完美。我们的确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加速同行评审过程，或许技术能协助同行评审人或者编辑，但总归是要由人来做决定。

《中国科学报》：关于同行评审，有一个案例是2020年3月登上《自然》封面的一篇关于最小恐龙化石的研究。有观点认为，同行评议对这项研究最初即存在争议，但《自然》仍发表了这项研究，但该研究随后因结果不成立被撤稿。一篇论文通常会有三名同行审稿人，如果其中一名审稿人拒绝了一篇论文，这并不会影响《自然》及子刊接收该研究吗？

Graf：这不简单是两个好的加一个坏的（同行评审意见）就等于接收。同行评审人的工作是对论文、科研思维及所用方法，以及该方法如何产生数据、得出结论等进行评论。编辑所做的是查看评论，并根据评论或建议做出自己的决定。同行评审意见是重要参考，它们有助于改进论文，影响编辑决策，但并非最终的决定。我们的编辑具有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对是否接收会做出决定。

《中国科学报》：以上述小恐龙研究和室温超导研究为例，有读者质疑《自然》发表这些争议性论文或是为了“吸引科学界注意力”，你如何看待这些评论？

Graf：这种阴谋论是荒谬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科学是混乱的，前沿科学是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有时通过撤稿来纠正科学恰恰是正确的做法，这是正常的工作过程。没有人会想撤回一篇论文，但如果这样做是正确的，就必须去做。我们所有的期刊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撤稿并不总是一件坏事”

《中国科学报》：请介绍下你的科研背景？什么时候开始聚焦科研诚信管理？

Graf：我的背景是生物化学，曾在大学实验室工作过。20年前，我负责出版一份临床研究期刊，其中有些研究受制药公司资助。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应该有一些更普遍的规范来指导出版伦理。2004年我们出版了当时最全面的出版伦理指南，同时我也开始在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做志愿服务，后来当选为该委员会联席主席。

所以，我的兴趣始于我所出版的内容，然后我发现可以为学术界做些有益贡献，这就变成了工作中的一种爱好，并最终成了我的日常工作。

《中国科学报》：可否举一个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科研诚信案例？

Graf：这个故事是关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植物病理学家佩梅拉·罗内尔（Pamela Ronald）。罗内尔曾在高水平的期刊（编者注：《科学》）发表（有关水稻中XA21蛋白的受体的）研究，后来却发现研究无法重复，于是主动撤稿。不止如此，她还召开会议向全世界农业科学家指出这项研究结果不可使用。她勇敢地撤稿，又勇敢采取措施去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所以，撤稿并不总是一件坏事。

人们对撤稿会存在一些重要误解。其中之一就是以为只有出现了不端行为才去撤稿。事实上，有时撤稿是作者或所在机构的无心之失，对于这类撤稿如果传播得越多一些，科学就越有可能自我纠正。如果过多考虑学术不端，可能导致科研人员不敢去纠正科研记录，这对好的科学也是一种阻碍。

《中国科学报》：根据《撤稿观察》，2002年科学期刊共撤稿119篇，到2022年则陡增至4600多篇，增长了近40倍，有记录的撤稿总数达到3.7万篇。你如何看待这一增长趋势？

Graf：当我们在谈论撤稿时，只看撤稿数据总是不完整和不可靠的。另一个趋势是我们有更多的研究正在发表，如果把撤稿与研究产出的基线增长进行比较，并没必要担心这个数字。另外，撤回其中少量存在问题的研究也是正确的做法。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学术不端能够被消灭吗？学界应如何预防学术不端？

Graf：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不完善和复杂的，各行各业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绝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是真正诚实的，不当行为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科学界应该持有比其他行业更高的标准。确保这一点，环境非常重要。如果你背后有一个健康的团队、有良好的文化，那么不当行为就很难发生。当然，科研环境很大一部分是由资助机构和雇主机构等建立的激励机制创造的。有时激励机制错位，会造成意料之外的后果。世界各地的当局都在审慎地思考，如何设置最合适的科研激励和奖励机制，从而创建良好的环境。

《中国科学报》：施普林格·自然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Graf：出版机构也是学术体系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例如，我们会提供免费的在线培训，向研究人员介绍良好的研究实践，从一开始就防止撤稿。

（本文根据采访内容整理，有删节）

Chris Graf：施普林格·自然科研诚信总监，历任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联席主席、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委员会委员、英国科研诚信委员会成员等职。